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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五毛钱多少个,秀才洞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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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街名巷称,也没有门牌号码,大都是以某某知名的人作为房标栋号的。你要找谁,有人就会用手一指,说“马场长那一排”或“电工小程那一排”;你要是找某某老师住哪儿,那就更好指了:“哦,你到秀才洞看看!”秀才洞,大人娃娃没个不知道的。
  秀才洞不过是十二间十分平常的土窑洞,这是当年来戈壁滩创业的先驱们的杰作。原来有三排,既办公又住人,时下只剩下了一排,另两排两年前先后坍塌了,十几个单身职工和十几户老师也就搬出去了。剩的这一排清一色住着十一户老师,本来还能住一户,但没人住,马场长的夫人就把自家养的猪和鸡搬了进去,马夫人说房子不用容易坏,怪可惜了的。于是,马夫人的猪和鸡就做了十一户老师的邻居。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猪圈鸡舍甚至羊圈,仿佛就在一夜之间雨后春笋般在山墙边、走道头出现了。许多人怨声载道:两个文明就这么个搞法呀?但不论咋说,农村新经济政策的实行,鼓舞了一大批农场职工,干才是硬道理,创收增效需要实实在在看得见的效果,空谈误国,空谈更误自己个儿。大家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干上了。
  老师们住的这排窑洞经过十多年的风吹雨淋,浇地水浸,现在已是面目斑驳,老态龙钟,破的不像个样子了。马场长说,我们石油人干工作,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那会儿到这里啥也没有,荒野一片,天当被地当床,现在不就啥都有了嘛。
  农场办了个学校,老师大多是从一线单位抽调来的。让老师住窑洞是有个说法的:秀才们容易骄傲,不能放松对他们的改造,一放松毛盖子(头发辫子)就翘起来了,那老师咋能当好?所以到农场来的老师,就先往窑洞塞。“秀才洞”的称谓就这样诞生了!
  如今,秀才洞前面是庞大的场部机关,左面是气势宏伟的电影院和漂亮的百货商店,右面是花花绿绿的幼儿园,后面是新建的暖气平房和墙面贴了瓷砖的农业银行……相比之下,这秀才洞简直就是萎缩在一群阔人中间衣衫褴褛的乞丐了。原本,指挥部的规划部门设计要将秀才洞推掉,建一个招待所,但马场长提出了不同意见,说那是农场兴旺发达的起点,是个见证,是我们搞革命工作的一面镜子,是激发我们农副战线职工的……这一说,秀才洞有了留下来的价值了。老师们住在这儿当然也就有了价值了。
  
  这天中午吃饭时,秀才洞发生了一件让人无法容忍的事情,孙老师不得不去场部找场长,不找不行,老师们在窑洞实在是太遭罪了。照理说,老师们的事应该由学校来管,可学校管不了。学校领导的权力只是管教学,其它如住房、吃水、用电、拉煤……全由农场行政科操持,甚至老师的人事安排,也由不得学校作主。
  一点四十,孙老师走出窑洞,脚步沉重,心情也沉重。太阳火辣辣的,树叶一动不动,闷得人喘不过气来。孙老师花白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着碎银一样的亮光,长乎脸儿汗津津的,像是从咸菜缸里捞出来的一块青石头。
  场长提前上班了,门敞着,左手拿着一份《参考消息》,右手扶着一个有熊猫图案的保温杯,杯里茶色正浓,泛着绿光。场长体格健壮,大头大嘴,脸上看不出有啥表情。当孙老师站在门口时,场长凭感觉或是习惯,从鼻腔和唇间发出一个含混不清的搭理声,嗯,坐,眼睛还是盯在《参考消息》上。
  孙老师坐在靠墙放着的长条木椅上。场长还在“聚精会神”地看“参考”,全然不理来者是谁。
  马场长,我是学校的老师,我叫孙之风。孙老师尽量控制自己的说话声使之能达到恰到好处的程度,既不惊扰场长,又能引起场长注意,我想跟您谈点事儿,您可能也知道。
  嗯说吧。场长放下报纸,点上一支烟,微闭双眼,做出恭听下情的样子,可他并不看孙老师,一眼都没看。
  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一再号召说,整个社会都要尊重老师,要切实解决他们的困难,但我们当老师的在农场的地位却最低下,甚至连猪鸡都不如。
  孙老师!马场长抬起眼皮,严肃地说,说话要注意分寸,不要言过其实!
  马场长,我是实事求是,没有半点夸张,窑洞又小又暗又潮湿,我们十一户老师住在里面……
  我知道孙老师,我就是从那住过来的。马场长打断孙老师的话,口气和婉并还有点十分诚恳地说,当老师就高人一等啦,连窑洞都不能住啦,知识分子要高境界嘛,不要和别人攀比闹享受,我们那个时候干工作,还有啥窑洞,啥也没有,喝水都没有,只有啥?只有蒿草沙子大黄风……
  场长!孙老师也打断了马场长的话,马场长的今昔说教只好停下来。我们没有过高的要求,能平等对待我们就行了。农场每年建住宅,可就是没我们的份,这且不说,让我们住窑洞就住窑洞,只是不要想方设法地欺负我们!孙老师的情绪激动了起来。
  马场长用手指敲敲桌子说,你说清楚,谁欺负你啦?反了他了还!
  
  事情是这样的,今年夏天麦子快抽穗的时候,窑洞空了一间,是一个女老师因调动搬家走了,可是还没等过夜,马夫人的两头猪和几十只鸡就和孙老师夫妇成了一墙之隔的近邻。“近邻”们白天黑夜不关窗户,大呼小叫,臭气熏天,有时晚上亮着灯,公鸡打鸣母鸡闹窝,再加上猪的哼哼,这可就不该热闹的热闹上了。虽说老师们“闻鸡起舞”惯了,但总不能整晚上“闻鸡辗转”吧。
  更可气的是,老师们下班,马夫人也下班,她先不回家,她先要给猪鸡们“放风”,圈急了的母鸡们由三只雄赳赳气昂昂的大红公鸡率领着,叽叽咕咕地钻伙房进卧室,上锅台登床头,肆无忌惮。猪倒还训练有素,马夫人用小棍儿在它们屁股上轻轻一抽,它们便摇头晃脑地哼哼着走出窑门,在指定地点――孙老师的小伙房后面,撒尿屙屎,出恭完毕,它们就结伴到老师们的小伙房游旅去了,有可口的食物,像白菜、土豆、葫芦、茭瓜啥的,它们会不客气地叼嘴就吃。自此,老师们下班有了一个不约而同的工作分工:大人做饭,孩子赶鸡拦猪。
  可对苍蝇一点办法都没有,苍蝇成群结队,黑压压一层起起落落,看了只让人恶心。无奈,孙老师把窑房的前后窗户紧紧地关上,又把小伙房后面那个一尺见方的窗洞堵上,又收拾了几次纱帘子,可苍蝇并不见少。这样过了两三个月,原以为马夫人的猪鸡只是在窑洞过渡一阵子,就会迁出去善作安置,不料马夫人一点走的迹象都没有。孙老师几次要和马夫人理论,几次都被妻子梅兰老师劝住了,忍忍吧,别人都能忍,咱们为啥不能,咱们两个人住一间窑,人家都一家四五口子住一间,哪个不比我们难心,万事和为贵。孙老师也就硬了头皮忍着。
  要是孩子小,孩子就在身边,孙老师夫妇做饭时有人赶鸡拦猪,孙老师也许就忍下去了,但偏偏孩子都在外面工作,事情就在这天中午发生了。孙老师夫妇把刚做好的一锅面条从炉子上端下来,放在地上的三角锅撑上,就在转身拿碗的功夫,即被马夫人的猪拱翻到地上了。梅老师不知所措,孙老师气得说不出话来。马夫人见状,站在伙房门口嘎嘎地笑个不止,接着撮了嘴,咯咯咯一叫,鸡群就刮风一样扑了过来,又一起涌进小伙房。小伙房刹间成了鸡笼子了,吃的吃叫的叫,翻上挤下,猪不管鸡的事,埋头吃得都很香。孙老师浑身发抖,把手里拿着的碗猛地往猪鸡身上一摔,鸡群像炸开的弹片,哄地飞了起来,落下时踩倒瓶子,踏翻盘子,噼里啪啦,好一阵响动,小伙房顿时变成了垃圾仓。
  你,欺人太甚――
  孙老师终于爆发了,他手指马夫人,声嘶力竭喊了一声,白眼球上布满了红红的血丝。
  咋?翻也翻了扣也扣了,不让鸡猪吃,你还要吃啊?亏你还是个老师,好歹都不知道!马夫人不示弱,也不觉得理亏,那意思是她正在给孙老师帮忙。她歪着脑袋,轻蔑地望着孙老师,晃着精瘦的身子,幸灾乐祸地笑着往“近邻”家走去。
  你还有理没有?是你的猪……
  我的猪?对,你该不是猪吧?马夫人转过身,瞪一眼孙老师,看看结束战斗但仍恋恋不舍的猪鸡们,狠狠地说,怨猪呢?你个大活人看不住个猪,你还不如猪呢!别以为右派帽子摘了,就能乱说乱动了!
  马夫人说话很刻薄,伶牙利齿,说完笑着走了。
  孙老师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连踢带踹,把火都撒在了猪鸡身上,老师们也都过来,帮着哄鸡赶猪,梅老师和小关老师扯着胳膊把孙老师拉进窑里,劝他:消消气,如果有说理的地方我们怎么会住在窑洞里,右派不右派的也不是她说了算,身体要紧。几个老师又进来劝,还有人端了饭让孙老师夫妇吃,孙老师不吃饭也不说话。
  马场长听了孙老师的叙述,吃惊不惊地说,还有这样的事,我回去狠狠批评她。
  马场长说,她是我老婆不假,可有时我还真管不了她,是她管我,她神经有毛病,不要说说话了,就是做事也没个准头,你说我们家一年能吃多少肉?场里供应的都吃不完嘛,但她自己还是要养猪养鸡,没办法嘛,骂不得打不得,孙老师,你是有文化的人,是老师,应该是有觉悟的嘛,就不要和她计较了吧?
  马场长张着大嘴,甚至是谦和地望着孙老师,还问孙老师抽不抽烟,还喊高干事来要给孙老师倒水,态度和孙老师进门时大不一样了。马场长又说,至于说你右派的话,你就不要在意了嘛,你是我点名要来当老师的,现在住得差点,但实话说总比钻井队强吧,实事求是还是要讲的,对不对?我是钻工出身,当钻工啥样我最懂了。
  
  马场长年轻时,魁伟俊武,在钻井队从钻工到司钻最后当到队长,是一路干上来的。马夫人那时在后勤水电队当话务员,娇小玲珑。婚后他们不在一起住,一月一次鸳鸯会,关系也还亲密,后来当队长的马场长和队上一个新来的女地质工好上了,渐渐的,仨月俩月也不回一次家,马夫人为使丈夫收心转意,有一段时间“精神失常”了,见人就说马场长是冬天的萝卜,青皮黑心,一钱不值。后来女地质工调到其它油田去了,可马场长对回家还是不感兴趣,马夫人一看不行,干脆就去住在井队,自己那话务员的班也就上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恰巧油田要搞“五七”农场,全国的大企业都在搞,这马场长夫妇就被一起调过来了。到了农场,马场长是一个农业队的队长,但在马夫人的“关怀”下,马场长横刀跃马,进步很快,十年功夫,便由农业队队长升任为农场场长。马夫人虽然一直是农业队的普通保管员,但她能为场长当家作主。
  就说去年春节吧,农场的饲养场卖猪肉,马夫人要了二十斤,掏了十四块钱,还把会计骂了一顿:城里一等肉才卖八毛五,这烂肉凭啥要九毛,坑人也不挑个地方,哪个龟孙给你们惯的毛病?”
  饲养场场长赶忙把这事儿告诉了马场长,马场长笑了:你们也是,内部嘛,就别卖那么贵了,我看七毛也就行了,让大家都高高兴兴过个年嘛,看弄的!
  那我们就亏本了场长!
  亏啥本?堤内损失堤外补嘛,脑子咋长的!
  最后,猪肉统统七毛一斤卖了,多收了钱的由会计负责退付。
  
  马场长抽着烟,喝着茶,继续对孙老师说,先不说别的,就说你吧,年龄和我差不多嘛,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疼,假如党和单位不给你改正平反,我不把你从井队调到学校,你现在不照样抬钻杆扳管钳?所以说嘛,实事求是很重要,知足了就常乐了嘛!
  马场长很满意自己说的话,他认为孙老师低头不语是他的话打动了他,孙老师说不定会作个自我批评啥的。没想到,很突然,孙老师几乎是跳了起来,大着声音说话了。
  马场长,话不能这么说,有错必纠,这是党的光荣传统,实事求是改正我的问题,并不是某个人的恩赐!我用不着知足,用不着感谢谁!
  孙之风,反了你了!马场长生气了,十分威严地说,党的政策是对大多数人的,不是对你一个人的!我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真是的,管不了你了还?
  好,我不要你管,你把我打成右派好了,把我调走!孙老师的情绪一下子失控了,他喊了起来,忘乎所以地喊了起来,我不是罪人,钻井队也不是劳改队,我走,你马上调我走!
  孙老师气势汹汹地像一团燃烧的火。屋里进来两个人,连推带搡把孙老师扯到了大门外面。
  
  晚上,来宽慰孙老师的老师们一个一个地离去了。
  孙老师静静地躺在床上,脸色铁青,微闭着眼睛,头发似乎又白了许多。
  梅老师躺在丈夫身边,细声细气地说,你我都是受过冤屈磨难的人,应该比别人更成熟,对于我们,只要不枉背了知识分子的名声,当个好老师就算是对得起良心了,那么多年的苦都受过来了,还有啥苦不能受的,梅老师哭了。
  孙老师不睁眼睛,说,正是这样我才更生气,我们过去一直受的是不公正待遇,现在平反改正了,还这样对待我们,我不信他能一手遮天。
  我们老了,之风,梅老师说,不要把时间费在那上面了,年轻时候的教训还不够吗。
  孙老师坐了起来,忿忿地说,啥教训,我受气受够了,我不信就没有说理的地方!
  孙老师夫妇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了很好长时间话,多半都是梅老师劝孙老师一定要消气,说你不顾自个了,总还得顾顾工作着的两个孩子吧,他们的工作可是来之不易呢,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们好好工作下去。还说,明天我去给人家道个歉,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

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北部丘陵区,一卯一梁都有故事。

工人似解释又似继续逗:你卖五毛钱一个,一块钱是俩五毛,一块钱不就是俩鸡蛋吗?

直到井队院里有人出来闲转,或者上公厕或者到村口的百年歪脖子树下的代销店买烟之类。婆姨依然是怯生生羞答答地试探着:大哥,要鸡蛋不?

黄土高原民风淳朴,在石油钻井队进山之前,不临公路的后沟村民依然相对封闭,特别是婆姨们难得出远门,到乡镇像是过年,进县城基本是过闰年一样稀罕。婆姨们的无污染的憨厚朴实,倒显得愚笨可欺。还好,井队的工人们起码的同情心是不缺乏的,不至于欺负山里的百姓。

去那里走一走,住一住,深入体会沟里卯梁上原住民的生活,你一定会被感动。在那里,你会发现熙熙攘攘的繁华都市最希翼的人性原始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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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9石油钻井队,驻地柳树沟是一个三十多户人家的大村子,村户家相对集中在双河中游的北岸半山腰的窑洞里,山脚下是县城通往88公里以外城市的唯一一条省道公路。公路与河道之间的两百余米宽近三公里长的河滩地为年久堆积较高且夯实稳定已经几十年没有上过水了。所以这片由淤积粘土胶结卵砾石成半固结状态的滩地,成了不可多得的基建场地。

井队工人干的是下力活收入很高,一个人的月工资顶得上当地壮劳力一年的劳作收入。工人舍得花钱,却把当地的物价拉升得比深山沟卯村落高出许多。因此,也带动着十里八里后沟的婆姨,挎着篮子到井队住地兜售自家走地鸡下的自家人舍不得吃的土鸡蛋,自家核桃树结下自家人舍不得吃的核桃和自家枣树的果子等。

婆姨想都不想似的答道:不卖。

婆姨卖鸡蛋的交易价格很特别:五毛钱一个。

三天两头的,就有男人扛着猎枪到井队,猎枪上挂着两三只山鸡或野兔等。高原男人不怕苦,翻山越岭辛苦一两天总能收获一些猎物,自家人也是不舍得吃的,他们自己的话说又不过年的吃肉做甚?卖些钱给碎娃子和碎女子买新衣裳买新鞋鞋子。就是想吃肉的话,卖掉野味可以买回两倍的猪肉,全家人吃得更耐。

婆姨甜甜地笑着,有些木滞的目光里流露出疑惑,以为你在砍价又可能是谎她,于是她便十分笃定地回绝:俺就卖五毛钱一个。一块钱俩,不卖!

一只山鸡六七块钱,一只野兔二十元出头,工人买起来不眨眼的,有几只要几只。剥皮去内脏收拾干净,拿到厨房,配以生姜块、八角等调料,再加上大量的担纲调味品红辣椒与山鸡野兔子肉块一起先煸炒后加水大火焖,辣椒少了的话压不住野腥味。焖熟之后的山野味,可真是超绝的舌尖美肴,再配上几两白酒下肚,一天工作的辛苦便得到了安慰与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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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姨到井队卖鸡蛋,一篮子就是三二十个,最多的不过四五十个,是自家的鸡子一周的产蛋量。婆姨来到井队大院门口,怯生生地向大院门里张望,也不敢大声叫卖,张望一会,院里没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她就会在大门一侧蹲下来,把鸡蛋篮子放在脸面前,盯着篮子里的鸡蛋,一会”一个、俩个、……”地数一遍,过个几分钟若还没人过来,她就会再”一个、俩个、……”地数一遍。好像一会不数数,鸡蛋自己会溜掉。

也许笨一些的用加法一个一个地加总钱数,或者稍微文化高一点的用乘法计算总钱数,也说不定。那是婆姨们自己心里的活动,别人不得而知。

婆姨的怯懦、木讷、坚定,令你不忍驳斥更不忍砍价钱。那个时候,黄土高原的原生态民风,由此可见一斑。

井队在柳树沟的这片河滩地上建起了三十多间砖瓦房,供井队50余职工居住、物资材料仓库,瓦房围出了近400平方米的院落,停放起重车、油罐车、运输车、小车等,还算比较阔绰。井队在这里一住就是很多年,施工工地遍布于驻地周围五公里左右范围的卯梁沟坡。相对稳定的居住,方便了职工的生活。

工人逗问婆姨:一块钱俩吧?

来人也许正好想买也就买了,自己若还有鸡蛋就回头向院里高喊:谁买鸡蛋?门口这有送鸡蛋的了。或者干脆把婆姨带到院里领到伙房,几十号人的井队伙房就没有嫌鸡蛋多的时候。井队工人有些人好自己买一些留着加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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